6月25日，一场聚焦“AI与社会工作”深度融合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东理工大学举行。来自美国、爱尔兰、澳大利亚、芬兰、中国香港及内地多所高校与行业机构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人工智能赋能社会工作的理论重构、伦理规范、实务应用与人才培养等议题，展开跨学科对话。
此次会议中，专家们谈到人工智能并非社会工作的“替代者”，而是一面“放大镜”，拓宽了服务边界。
AI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前院长、社会工作顶尖期刊《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创刊主编Bruce A. Thyer教授基于多项随机对照试验数据指出，人工智能可有效扩充心理健康服务供给，但无法完全替代一线专业从业者。他认为，AI在多形象自定义、多语种交互、全天候服务、低成本、联动可穿戴设备、循证诊断等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同时也面临商业化AI潜藏自伤诱导、质控缺失、资本逐利等风险。在此基础上，他提出非营利研发运营、高危个案自动转接一线社工、保障服务对象自主选择人机服务等落地路径。
这一观点在其他研究中得到数据佐证。华东理工大学段文杰教授团队通过134份人工撰写与60份AI生成的需求评估材料实验发现：资深社工能清晰辨别AI与人工文书；在标准化信息梳理环节，大模型表现优于初、中级社工；但资深社工不会因“AI标注”而产生打分偏差。由此，他提出人机协同的分工路径——AI负责基础信息归集，社工专注深层情感挖掘与个性化干预。
如果说效率是AI的“油门”，伦理则是尚未安装的“刹车系统”。爱尔兰皇家学院院士、爱尔兰国立高威大学Paul Michael Garrett教授指出，中国将人工智能作为推进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而欧美国家则由资本主导，导致公众普遍存在技术焦虑。他从英国社工AI转录工具数据中发现，“工时减负”的宣传存在片面性，技术落地前期未充分征询服务对象意见，且存在方言、敏感词汇识别偏差、系统故障责任全部转嫁一线从业者等现实问题。他呼吁，在AI全面推广前开展多方协商，建立健全技术约束机制，规避行业发展风险。
香港大学楼玮群教授则聚焦一个新型实务场景——“服务对象先向AI倾诉，再寻求社工介入”。基于对400名香港注册社工的调研，她发现多数社工仅具备基础AI素养，缺乏应对该场景的专业能力与操作指引。她强调，伦理准则不应由科技企业单方制定，而应由社会工作行业主导出台配套规范，重点培养一线社工的AI伦理处置能力。
面对AI带来的“三元互动关系”——服务对象、AI与社工，华东师范大学文军教授提出“回应性在场”概念。他认为，算法黑箱、数字化信任缺失、AI迎合式表达等问题，要求行业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混合服务模式，迭代知识体系，培养兼具人文关怀与技术素养的复合型人才。
芬兰东芬兰大学陈虹霖教授则从养老照护场景出发，指出OECD的九大AI能力指标适配不足。她组织34名跨学科专家构建专属指标体系，强化数字共情等人文维度。其团队实验表明，机器共情仅能实现基础情绪疏导，照护领域应着力研发轻量化、定制化AI工具，而非简单套用通用大模型。
平行论坛还围绕AI嵌入老年照护、青少年服务、社区治理、专业教育等场景深入研讨，与会专家达成四项共识，包括AI是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具，但无法替代以人为本的价值内核；针对算法歧视、数据隐私等风险，需建立行业统一操作规范；加快构建适配中国式现代化服务场景的AI社会工作知识体系；依托高校智库与行业共同体，搭建跨区域学术交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