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正在进行，"第一教育"开设新栏目“两会声音”，传递沪上代表、委员的两会教育之声。
今天的“两会声音”，我们一起来看看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金山科技园管委会主任蓝闽波教授的大会发言和提案。
研究生培养中的“应用型”学位不应被视为研究生培养体系中的“次等学位”，尽快完善专业硕士培养体系，使之能够对接国家需求。今年全国两会，蓝闽波带来了一份关于完善专业硕士培养体系的提案。除此之外，蓝闽波还关注了企业专利竞争力、可生物降解塑料及制品管理以及城市能源安全应急标准体系。
大会发言：提升我国企业专利战略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提案：关于完善专业硕士培养体系，服务国家建设需求的提案
提案：关于禁塑令后可生物降解塑料及制品管理的提案
提案：关于建立健全城市能源安全应急标准体系的提案
企业专利保护意识亟待加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传统意义的工业经济时代已逐步被知识经济时代所取代。以科技创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以自主知识产权拥有量作为衡量科学技术发展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逐渐受到企业及国家的重视。而专利作为体现创新实力的一种重要标志，逐渐成为企业及国家的重要战略性资源，其在企业及国家的发展和竞争中的重要性不容置疑。
近年来，我国专利数量不断增加，已然成为名副其实的专利大国，但对专利的运用和保护并未同时得到较好的维持，中国企业的专利实施及整体创新能力有待深入考究。随着世界范围内专利数量的激增，专利侵权纠纷日益增多，不仅中小企业如此，华为、中兴等国内大型高科技企业也同样被专利侵权等知识产权官司所困扰。由此可见，我国在如何建立完善的专利战略并通过实施提升国际竞争力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选择以上海市为主的长江中下游，以及以深圳为主华南地区的具有特色的企业为对象，从专利创造、专利运用、专利保护和专利管理四个方面的调研结果显示，目前我国专利战略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创新意识不强、专利产业化率偏低、难以开拓海外市场、专利侵权行为频繁，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创新积极性、扰乱了市场秩序，也不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综合以上问题，蓝闽波委员在大会发言中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专利创造体现的自主创新能力还有待提高。
相对外资企业，中国企业的研发模式还是以模仿和技术购买为主，不能为企业提供持续的竞争优势；同时，我国企业的专利意识较薄弱，未意识到专利战略的企业价值，即可创造的重要作用，且因为受限于资金运营的影响，企业不愿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研发。
差距就在于，外企年研发投入一般在20-30%，超过行业平均水平20%；而内资企业一般不到10%，大部分企业甚至不到5%。以此引发的是我国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主要以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为主，发明专利比较较低。这间接说明了外商投资企业主要通过发明专利来抢占我国专利市场份额，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还有待加强。要解决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不足的问题，可考虑设立以企业为主的政府专利发展基金，获利后反哺形成良性循环。
2、专利交流及转化利用效率有较大发展空间。
目前我国各类组织间的知识共享程度较低，导致研发资源利用效率较低。高校和科研单位拥有众多的专利，但目前这些专利主要运用形式是自行实施，仅极少部分会进行专利许可或转让。另外大多数企业又显现出自身创新能力不足，其一是缺乏专业人才，其二是难以找到与高校和科研单位合作的“桥梁”。建议给予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技术转移中心充分的专利自主定价权，由各单位自行监督管理。
3、制度环境需完善，企业专利保护意识亟待加强。
国内企业对专利保护的水平有待强化。
4、企业专利管理人员欠缺，政府专利监督服务需全方位。
大多数企业有专门的专利管理机构、并制定了统一的专利管理规章制度。但因专业人员的配备参差不齐，无法针对企业实际情况实施，阻碍了企业专利活动开展的效率；同时对于一些中小企业的特殊需求，政府在监督的同时也应该加强服务，有针对性地对企业的实际需求，提供专利战略服务。
完善专业学位硕士培养体系
我国研究生教育是“学术型”和“应用型”学位相互独立但又相互连通的双元体系。目前我国已设立了40种专业学位类别，涉及经管、法律、艺术、医学、工程等众多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已经成为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专业学位硕士招生占比达到60%左右。今年由于疫情的原因，国家又再次扩大了专业硕士的招生人数，这些重要的举措不仅为诸多学生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也为他们在接受社会选择的时候，提供了更高的能力条件。
然而， 2004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并无任何涉及专业学位的条款和反映专业学位特质的内容，而是笼统地规定以课程考试、论文答辩成绩以及学术水平作为授予学位的条件；就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的地位而言，普遍观点是“专业学位”低于“学术学位”、属于“次等学位”的立场。
例如很多高校规定，学术学位考生可以调剂到相近专业学位，专业学位考生不得调剂到学术学位，但复试考核内容并没有明显差异，“一般分数低的是专业学位”导致考生群体对专业学位的心理认同远远低于学术学位，用人单位在就业招聘对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也表现出一定的歧视。
另一方面，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隐忧依然，其突出表现是 “应用型”的学位类型更多被“人为”转变为“学术型”，从而导致人才培养的过程、结果与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目标相悖；同时，作为一种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许多学生在企业实习的过程中却由于模糊的要求，导致学生可能被企业作为“杂工”放任在企业，完成半年到一年的实习时间，浪费了宝贵的学习时间。
目前的现状是，在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有些导师忽视了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在培养目标方面的差异，使得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目标趋同于学术学位研究生。一些工程类导师仅具有较强的理论知识和科研能力，却缺少企业的实践经验，加之目前高校采取的教师职称评定标准依然以科研论文和纵向课题为主，这就导致大部分导师更习惯于对研究生进行学术研究的指导，造成了专业学研究生在校期间无法提高相应的专业实践能力，违背了国家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初衷；同时，一些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课程体系与学术型学位趋同化现象较为严重，尚未形成围绕专业工作内容的课程体系，企业与高校联合开发课程本应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特色，但实际操作中更加困难。
为此，蓝闽波委员在提案中提出以下建议：
1、做好专业型学位研究生的分类培养，把专业实践落实到实处。根据研究生导师“跨界工作”或“多元工作”的特性，依据课题类型、研究生教育类型，在保证学生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应建立灵活的机制，给予导师充分的自主权，打通高校、企业间的壁垒，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培养机制，真正将大学建成没有围墙的知识创新体系。
2、建立工程类专业型学位与职业资格的联动机制。与职业资格认证的衔接一方面可增加学生的就业竞争能力，另一方面也可推动学校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人才，解决企业的需求。
城市能源安全应急标准体系要健全
随着城市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系统日益复杂的同时也加大了脆弱性，城市能源安全应急标准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对防范化解重大能源安全风险、及时应对处置能源安全事故具有重大意义。
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与能源安全事件频发，标准体系急需建立健全。2003年的非典、现在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暴露出我国疫情防控标准体系的缺失，导致相关机构在关键时刻应急反应迟钝、应急措施迟缓、主动作为欠缺。在能源安全领域，以2019年电力行业安全事故为例，委内瑞拉大停电、“6.16”阿根廷大停电、“7.4”美国纽约大停电、“8.9”英国伦敦大停电等，影响范围广，经济损失严重，应急救援效率不一、标准不一，对电力行业应急标准建设提出紧迫要求。
城市能源安全应急标准体系隐患依然，急需补充完善。当前我国推行的能源安全应急标准主要侧重于能源行业内部、能源企业内部安全生产，主要考虑企业自身发生安全事故后的应急处置与管理。国家和区域层面能源行业都缺乏应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时，以国家或区域能源供给安全保障为首要目的的应急管理制度与办法，不利于及时协调解决特殊时期全国或区域能源行业运输、调度与保供问题，可能会影响疫情等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救助、处理及经济社会的稳定运行。
对照国际能源安全应急标准体系，急需填补漏点。美国通过构建国家突发事件管理系统（NIMS）框架，在各个细分专业领域建立有序、高效、可持续发展的能够针对任何规模的事故进行处理的系统。其中，负责开展能源安全应急研究的标准化机构主要有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以及美国核管理委员会（NRC）等，通过标准化的形式帮助政府部门、私营企业与其他部门建立、维护并有效执行相应的应急响应与管理程序。英国通过标准协会（BSI）发布的PAS 56《业务持续管理规范》是能源安全应急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在应急装备和产品方面制定了许多标准，如应急照明、声音系统、便携式呼吸器、应急电缆防火能力测试方法等。日本由于灾害多发，特别重视风险管理和业务持续性方面的标准，其特点是突出企业在应急中的作用，制定了《业务持续性计划指南》、《风险管理体系指南》、《企业危机管理手册》等标准。
综上所述，城市能源安全领域作为一个集合了区域安全、公共安全、能源安全的重要领域，其应急标准体系存在一定的空白区。突发能源安全事件从未停歇，能源行业间、政府企业间之间的应急协调还未通畅，国际可鉴标准体系尚未完善，均需要迅速建立健全针对城市能源安全领域的应急标准体系。
为此，蓝闽波委员在提案中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建立突出国家自主性、国际话语权的应急标准体系。加快建立“适应国情、国际接轨”的合理规范、动态完善的应急标准体系，加强与ISO、IEC等国际知名能源标准化组织合作，借鉴国际领先实践，加快能源应急管理与国际接轨，推进国家实现高水平应急管理。
二是完善能源应急管理标准规范。充分考虑各类极端自然灾害情况，在现行能源应急体系下，总结能源行业（石油天然气、煤炭、电力）在产生、输送、供应保障等环节的应急工作实践经验，分析各种突发事件对各领域影响程度，针对现有标准体系的“空白点”，提出具有成熟性、突破性、系统性的能源领域应急预案，并逐步推进转换成相应的标准。
三是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能源应急机制。充分发挥能源应急标准作用，指导能源安全突发事件监测预警、能源应急队伍建设、应急物资装备储备、应急指挥信息系统、能源应急预案演练、应急处置后评估等环节机制建设。
四是建立应急能力评价体系。加强应急过程管控，定期总结评估，根据应急管理机构完备率、应急管理和救援处置人员培训覆盖率等，构建具有独立性、客观性、规范性的评价指标，应用于相关机构考核。
可生物降解塑料也要好好管
保护好我国的生态环境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举措。一次性塑料制品在带给人类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带来生态环境的污染和威胁。目前，欧盟和多个国家通过了禁止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的法案，以遏制日益严重的塑料废弃物对海洋和陆地生态的污染。
2020年1月，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发改环资〔2020〕80号），并于4月出台《禁止、限制生产、销售和使用的塑料制品目录（征求意见稿）》（简称《禁塑目录》）。意见提出，到2020年，率先在部分地区、部分领域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到2022年，一次性塑料制品消费量明显减少，替代产品得到推广，塑料废弃物资源化能源化利用比例大幅提升；在塑料污染问题突出领域和电商、快递、外卖等新兴领域，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塑料减量和绿色物流模式。到2025年，塑料制品生产、流通、消费和回收处置等环节的管理制度基本建立，多元共治体系基本形成，替代产品开发应用水平进一步提升，重点城市塑料垃圾填埋量大幅降低，塑料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为此，我国将完善支撑保障体系，建立健全法规制度和标准，推进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将塑料污染防治纳入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适时更新发布塑料制品禁限目录；制修订可降解材料与产品的标准标识；研究对包装问题突出的商品开展包装适宜度分级评价，提出差别化管理措施；并将一次性塑料制品管控要求纳入旅游景区和星级宾馆、酒店评定评级标准。要真正做到“禁塑意见”所提出的各项管控要求，仍将面临诸如快速检测、替代产品等问题。
首先，“禁塑意见”实施后，市场的逐利性会导致违禁塑料制品的持续出现，这需要有执法效力的快速检测技术对禁用成分进行鉴别。然而，目前国际上尚无具有法律效力的相关快速检测标准，尚无相关计量可溯源标准品；与快检技术相应的检验检测图谱库尚未建设；与此同时，市场现场执法，急需相关移动式仪器，但目前并无现成的国产移动式仪器可用。
其次，随着不可降解塑料的禁用，将需求大量可生物降解替代品，目前公认可生物降解的仅有PBAT（聚己二酸/对苯二甲酸丁二酯）、PLA（聚乳酸）、PCL（聚己内酯）、PBS（聚丁二酸丁二醇酯）、淀粉、植物纤维等几种。“禁塑意见”实施后，可能会导致有限的材料价格过快上涨，影响禁塑行情及实施效果。由此急需研发大量可生物降解新材料及制品，完善随之相关的可生物降解评价机制及产品标准，特别是目前国际认可的生物降解评价标准采用的是欧盟标准，存在评价周期长（180天）等诸多问题，且降解后尚无环境行为评价。
由此可见，虽然国家已经出台了严格的禁塑令，但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为此，蓝闽波委员在提案中提出以下建议：
1、结合《禁塑目录》制定相关检验检测国家标准，建设检验检测谱图库及可追溯体系数据管理平台；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制定生物降解材料及制品的新评价方法标准，以满足新材料快速入市需求。加大科研支持力度，研制计量可溯源塑料标准品，以及相关移动式检测仪器，支持市场监管执法活动。
2、部署研发新型可生物降解新材料，并制定产品标准；采用早期介入的方法，对入市替代品建立可溯源产品身份备案准入制度。
3、根据“禁塑意见”提出的“开展不同类型塑料制品全生命周期环境风险研究评价”。开展可生物降解替代品的使用降解性能及环境行为评价，与环境中残留的不可降解塑料颗粒的环境行为综合对比，评价总体生态变化情况。
原文来源: 第一教育 | 发表时间:2020-05-25 | 作者：第一教育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d7VrPzghn0slh-Y-hS6L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