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提出要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弱点问题，把扶贫工作重心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在普遍实现“两不愁”的基础上，重点攻克“三保障”面临的最后堡垒，实现“到2020年保证最后5500多万贫困人口实现全面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伟大目标。（新华社2019年4月22日）
在我国，扶贫关系到“大同”或“平等”的文化想象以及“共同富裕”的政治意涵。能让所有国人都享有富足安康的生活，是一种流传数千年的文化情怀。另外，扶贫还符合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逻辑。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给亿万中国人的整体脱贫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而改革开放的成功其实也正得益于亿万中国人的脱贫。正是这些海量中国人在不同地方、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个人奋斗，才汇聚起中国物质积累、滚滚向前的巨大能量。中国在改革开放后40年里减贫7.4亿人，“这种成就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语）。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从1990年的60%以上，下降到2014年的4.2%，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
对于共产党人而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理想一直是以“共同富裕”作为目标。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里，第一个就是在建党百年（2020年）全面建成消除“绝对贫困”的小康社会。时至2019年，我们还剩下1660万最难脱贫的同胞。消除贫困也是发展权的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权利体系的应有之义。我们欣喜地看到，从2016年到2018年国家在扶贫方面的财政支出年均大幅增长，增幅接近六成，胜利就在前方。
也许有人会质疑国家精准扶贫的努力是否值得，我们的回答是回馈其实远远大于付出。首先，扶贫可以拉动基础建设投资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创造有利于脱贫的环境和条件，比简单的物质补贴更能触动贫困，而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其次，扶贫也是一个持续释放“人口红利”的过程。贫困人口脱离社会底层和边缘，加入主流社会分工，同时也就成为了生产者和消费者。这对于中国老龄化加剧的形势至少会形成一股缓冲力。最后，贫困人口的减少和消失将缩小贫富差距，从而增进社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如何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好地惠及贫困人口，扫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障碍，还需要注意如下几方面的问题：第一，能否建立可持续的、友善的创造收入模式，防治脱贫者不幸返贫。如扶贫的产业模式，是否具有经营的可持续性？贫困农民与城镇下岗职工背负的债务，能否借由收入的稳定而得到缓解？第二，医药卫生、社会保障等软件硬件配套设施能否跟上步伐，防止出现因疾病、养老致贫或返贫等问题。第三，艰苦贫困县的扶贫攻关，是否需要将环保政策纳入考虑？通过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提升贫困地区气候风险应对能力，避免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导致贫困加剧或返贫。第四，能否优化扶贫考核机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避免形式主义的影响，用好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第五，能否做好教育扶贫工作，解决思想贫困的因素，“扶贫先要扶志”、“治贫先治愚”，由单纯的“输血”到既“输血”又“造血”。
摆脱绝对贫困是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伟业，它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体现了党和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期待全社会行动起来打好这场关系到民族和国运的脱贫攻坚战。（作者为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原文来源: 东方网 | 发表时间:2019-04-28 | 作者：吴亮
原文链接: http://mini.eastday.com/a/19042814363073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