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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执教心相随,埋头苦干永不悔

【改革开放再出发】改革开放四十年:华理与1978年——访谈王燕老师

  稿件来源: 人事处(党委教师工作部)  |   作者:何清  |  摄影:何清  |  编辑:亦枫  |  访问量:50392

    于千万人之中,她的身影并无特别之处;在时间长河里,她的从教生涯不过沧海一粟。然而,她是成千上万埋头苦干兢兢业业的教育工作者,亦是教育改革路上不可抹去的一道“履痕”。她以孺子牛的韧劲培养了一批批学生,以螺丝钉的精神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积沙成塔,众流成海,得以成就新时代教育的伟大事业。


    在集体中成长

    花梨先生:王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了解到,您出生于二十世纪60年代初,能和我们讲讲您小时候的生活和学习经历吗?

    王燕:我们是一代经历过社会大变迁的人,也是受益于改革开放的一代人。我出生于1961年,当时国家上下正经历着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饿,物质条件缺乏,缺吃少穿。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但那时我的父母在外地工作,工作比较忙,我是由家里的老人帮忙带大的,小的时候全靠米汤和亲戚朋友们省吃俭用积攒到一起的奶粉把我养大,算是吃着“百家饭”长大的。

    到了学龄阶段,正遇“文化大革命”,我们学习读书的时间很少,几乎是放养式的生活。我是在上海弄堂里长大的孩子,每天和弄堂里的小朋友们一起上学、放学、做作业和玩游戏,也会一起学做家务为工作中的父母分忧。回想起来,那是一段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和现在的小孩相比,我们的成长过程最大的特点就是在集体环境中长大,也因为如此,我们从小动手能力很强,孩子们打成一片,有事情互相沟通,有问题自主解决,也促使我们那一代人养成勤动手、能吃苦、肯服从、会分享、顾大局的观念和能力。

    1967年左右,我开始上小学,当时和现在一样,我们也是就近入学,按区划分。我在小学阶段属于很老实、很乖巧的学生,老师让做什么就做什么,绝不惹事生非,好好写作业,所以成绩还可以。我们的学制是六年半,比现在的小学多一年半的时间。小学毕业后就顺其自然升到中学,同样是按照居住地分配学校,个人没有选择的机会。我们中学学制总共四年半,没有初中、高中之分,中学前三年多,大家的学习没有什么压力,只要认认真真把书上要求的学习内容认真完成就可以了。

    到了最后一年,高考临近,学校开始设置不同教学层次的班级,分为提高班、普通班两种类型。在这之前,同学们之间的学习、生活和成长环境都很相似,没有多大差别。但恢复高考后,我们开始分流,开始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从这时起,我逐渐明白,每个人只有通过努力拼搏和竞争,才会有属于自己的未来。


    “很幸运,我是其中的一员”

    花梨先生:1979年,您18岁,在青春的大好时光里,您正好遇到恢复高考和改革开放,能否和我们讲讲这两者对您的人生经历有何影响?

    王燕:1976年,打倒了“四人帮”,国家发生了很多的变化,1977年9月恢复高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缘,让我开始静下心来学习。同学们在学习上也开始紧张起来,都觉得要认真对待高考这件事,虽然不像现在的小孩子需要上课后辅导班,培养“十八般武艺”,但相比之前,我们更有压力,也更有动力。可贵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发自内心地主动学习。试想,如果国家没有恢复高考,我可能就会和前几届的同学一样,去边疆、兵团,或者扎根农村,做一名上山下乡的普通知识青年。是改革开放给我们打开了另一扇门,让我们有了选择的可能,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让我们相信,只要努力学习,就有机会考上大学,做自己人生的主人,这也是改革开放给我们这一代人带来的最大“福利”。

    因为中学阶段的学习成绩还不错,面对高考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我觉得自己应该要尝试一下。在我正式高考之前,大学虽然已恢复正常招生,但学生多以推荐的形式进校,多数还是“工农兵子弟”。如果个人能凭借自身的知识和能力通过考试,成为大学生,在当时的我看来,就是半只脚踏进了所谓的“精英”或是“人才”的群体,所以,我不可能不期待自己能够读大学。经过一年的刻苦学习,1979年,我顺利参加高考。我们那一届全国共有400多万名考生,录取比例仅有6.1%,和现在相比低得可怜,最终被录取的考生有28万多人。很幸运,我是其中的一员。

    那时的高考不分文理科,总共考7门课程,物理、化学、历史、地理通通都是高考科目。我觉得这种培养模式很好,文理兼并,每个学生都可以均衡地全面发展。高考考完后,学生根据已知的考试分数填报志愿,如此一来,大家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明确——尽力考高分,分数的高低也决定了学校和专业。

    填报志愿时,我填报的学校都在上海,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华东化工学院(注:华东理工大学前身),在志愿的填报中,我所选的专业都是和化学制药、临床医学等相关的专业。首先,从中学起我就很喜欢化学这一科目,还是班里的化学课代表。那时,学校资源有限,课堂上都是“老师讲,学生听”的模式,只有在化学课上,才能看到老师不单是“讲”,还能用“瓶瓶罐罐”做出一些有趣的化学实验,我就觉得特别好玩。所以,选择和化学有关的专业,和我的兴趣是分不开的。其次,我从小由家中的老人带大,和老人的感情很深,老人年纪大了,身体不好,生老病死不可避免,我想学习制药或临床医学等有关的知识,在他们生病的时候,能够帮助到他们,同时“治病救人”是非常神圣的事情。

    就这样,我如愿地考上了华东化工学院化学制药专业,开启了自己的大学生活。一方面觉得万分高兴,另一方面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改革开放和高考给予我们一个平台,让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机会,挑战自我,很有成就感。


    “大家都很珍惜读书的机会”

    花梨先生:王老师,您参加高考并顺利考入华东化工学院化学制药专业,美好的大学生活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展开,能和我们讲讲您的大学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吗?

    王燕:刚进入大学时,国家还处于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物质生活刚刚有了起色,大家又都是经历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才进入大学,一切都来之不易,所以大家都很珍惜读书的机会。

    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很高,特别努力,学习氛围很好。日常的学习生活基本上是“三点一线”,只有在周五下午或七八节没课的时候,大家才聚在一块,一起打球,一起开展文娱活动,其他时间都在学习。上课没有人会迟到,更不会出现旷课的现象,晚上大家都自觉地在自修室学习到十点,熄灯后回宿舍。考试也很少出现“挂科”的情况,一旦有同学不及格,会感到非常难为情,赶紧学习补考通过。每个人都是积极主动地学习,不需要其他人督促。

    当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一些很专业、很敬业的老先生。老师们总是早早地来到教室,在上课前就先写上四大块黑板的讲课内容,然后边讲边擦黑板边再写,讲课非常清晰到位,每一个知识点都说得很透彻,学生得以理解得明明白白的。后来,我走上工作岗位,把自己学生时代上课的笔记本拿出来翻阅,才赫然发现当时记的笔记条理非常清晰,而这也使我在以后的教学工作中受益匪浅,尤其是做课件时理清了思路。在平时自修时,各门课程都会安排老师到自修教室给我们课后答疑,一周3-4天都有老师在教室里,学习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立刻找老师沟通和解决,非常及时有效。

    班里有许多外地来的学生,但大家并不会因为地域、习惯等等的不同而区别对待,都相处得很融洽。同宿舍的同学就像亲姐妹一样,我有时会带她们去我家,和我吃住在一起,她们寒暑假回校时也会带一些家乡特产分给大家,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改革开放初期,物质生活还比较贫乏,食堂里的伙食完全不能和现在的相比,每顿饭都要排长队,每周有几天能吃到米饭,有几天只供应馒头,一周吃到一次大排或是红烧肉就很幸福了。

    除了学习以外,改革开放后的大学校园也带给了我们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在大学阶段,我学会了交际舞、卡拉OK和简单的艺术体操等等,这些都是我原来从未接触过的文娱活动。一开始,我还比较内向,不敢主动参与其中,但同学们都会拉着我一起去,慢慢地就逐渐融入到这样的氛围中。大学生活相较于之前的生活丰富了很多,使我眼界逐渐打开,心态更加开放,更容易接受多元化的价值观。

    

    一堂课里见真功夫

    花梨先生:大学毕业时,请问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选择了留校任教?在教师岗位上,您一投身就是三十多年,请您和我们分享这一岗位上的一二故事。

    王燕:在大学毕业时,我没有走上最初想走的制药之路,毕业后就被分配留校任教,成为一名教师,这是我之前从未想过的职业。但结果就是如此,而现实就是一干三十多年。回想起来,冥冥之中也是缘分,教师的工作与我当初的愿望有相通之处,“教书育人”和“治病救人”都是以人为本,助人为乐,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专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无怨无悔。

    从事基础化学教学工作近四十年,我体会最深的是华理老一辈的教师们严谨、负责的工作状态,这对我之后的教学工作和治学态度有很深刻、很正面的影响。作为一名年轻老师,在正式上课之前,系里都会安排授课经验丰富的老师带教我们。跟着老教师,我学到了非常多的知识和课堂经验。老教师对我们帮助很大,对我们年轻人的要求也高,要求我们必须要认真地备好每一堂课,负责任地完成每一堂课的教学任务。我最开始上的课程是《无机化学》,在正式登台上课之前,我必须要听至少3位老师的讲课,在听课过程中做笔记、理思路、作分析,并负责答疑,批改作业,上习题课等,最后把各个老师的讲课精华吸取过来,再结合自己的内容“为我所用”。老教师会定期查阅我们记录的笔记,督促我们认真备课,并试讲一至二章,每周还会安排学习时间,帮助我们深化理论知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习了热力学、动力学、量子化学、结构化学等内容,加深对无机化学专业知识的理解,不得不说,改革开放初期的那批老教师真的非常敬业,非常专业。

王燕老师本科读书期间的听课笔记


    可以说,教师这一职业改变了我的性格。记得第一次登上讲台讲课,我非常紧张,课前将讲课内容一字一句全部记得滚瓜烂熟,一上课就几乎是“背稿”,最后顺利地讲完下课了,但课后我完全记不得课上讲了什么。后来,通过不断地讲课锻炼,我逐渐适应了站在讲台上讲课,经过了五六年的课堂教学经验积累,我才敢说自己能够完整地上好一门课。

    学校聚集了众多优秀人才,在这个大家庭里,我可能是最普通的教师之一,做着教师应做的本职工作,并尽可能地做好它。直到今天,我在每一次上课前,都会想起当年老教师们悉心指导我们的场景,我把那些年手写的一摞摞听课笔记放在书桌最显眼的位置,时刻提醒自己,每一节课都要认真准备,一定要对学生负责。

    花梨先生:在从事化学教学工作的同时,您还参与到学校教学课程的数次改革中,能和我们讲讲参与课程改革的经历吗?

    王燕:在不同的工作阶段,我都参与了教学改革的工作,从最初的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课程改革、21世纪化学基础课程改革、精品课程建设,到化学实验课程改革、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建设,虚拟仿真实验的建设、MOOC建设等等。

    参与课改的过程中,我被华理老一辈学者的敬业精神深深感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汪葆俊教授当时已近80岁高龄,但仍然亲自主持和指导课程改革。我们课题组有七八个人,我是其中最年轻的老师,跟着各位老师一边学习,一边工作。汪老先生非常认真负责,课题组每周去他家里开会,讨论教改内容和教材建设的工作,老先生拿着放大镜亲自审稿,有问题的地方用红笔标注出来。课改有了初步成果后,我们开始运用到课堂上,老先生还亲自到我的课上听课,了解教改课程应用情况。当时的课堂没有PPT,我们上课全部都是手写板书,从板书内容到板书布局,老先生都会一一指导,直到我们达到了一定要求后,他觉得满意为止。听我的课时,老先生还把自己的课堂分析记录下来,下课后给我,以便我不断地改正和进步。正是这一代先生严谨的工作作风,让我们年轻人不敢松懈,其他几位教师也是课改的主心骨,全身心地投入教改工作中。在而后的每一次课改中,我们的老师都一直遵循老一辈的工作作风,认真严谨地对待教学和课改工作。这种踏实、严谨的工作状态和精神长期影响着我,使我这些年来对教学工作一直保持着一份尊重、敬畏和严谨的专业精神。

    也正是在这种严谨求实,探索创新的工作状态,使我们学校的化学课程教学一直不断地改革和创新,同时跟我们化学有关的ABET国际认证和中俄联合国际认证也助力我们进一步提升化学教学和管理的整体水平。


    “那可真是个大工程”

    花梨先生:2007年,学校奉贤校区初步建好,您就积极参与到奉贤化学实验室的建设工作中,事事亲力亲为,为化学实验教学中心的搬迁和重建工作作出了贡献,请您谈谈这一段工作经历和心得体会。

    王燕:2000年前后,我开始参与到化学实验教学中心的工作,主要负责教学管理和实验室管理工作。教学工作是我的本职工作,管理工作是为了更好地服务教学工作,保障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2007年,学校奉贤校区初步完成建设,并准备启用,那时化学实验室的搬迁,可真是个大工程!

    华理的老师们有一个优秀的传统,那就是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奉献精神。在奉贤校区的建设中,为了让设计出来的实验室更适合化学实验的要求,我们中心的老主任全程参与和跟踪设计工作。正式搬迁时是暑假前后,我们要利用两个多月的时间,把徐汇校区的实验设备一一打包装好,运到新校区以后,立马要全部安装到位,保证九月份开学时学生能正常使用。

    做化学实验,瓶瓶罐罐多,玻璃仪器多,旧的实验器具还不能浪费,旧实验室里每一位学生的实验设备全部都要搬到新校区。徐汇校区当时有十几个实验室,一千多个学生,每个学生有几十件玻璃仪器,此外还有共用的实验器皿和器材,全部都要运过去,工程不可能不宏大。正值暑假,天气炎热,又没有空调,我们实验室的老师们用纸将每种仪器包裹好,分类打包,然后一层层摆放整齐,集中装箱,由搬家公司运到奉贤校区。

    当时奉贤校区实验室共有28个,一个实验室几十个柜子,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每个学生的实验器材摆放到位。我们每天坐最早的校车去,最晚的校车回来。奉贤校区当时还没有空调,没有饮用水,所以我们要自备热水壶烧水,防暑的药也要随时放在身边。现在都无法想象,我们当时是怎么把这项艰巨的任务完成的。在整个搬迁过程中,我们全体人员都全身心地投入,集体贡献了力量和智慧。最终,我们的新实验室有自主设计、富有创意的设计亮点,有合理安排、不同模块的实验区域,有规范有序、先进齐全的实验设施和环境,在国内高校中处于领先地位。长期以来,我们实验中心全体工作人员一直坚持努力工作,不断改革创新,被评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化学化工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2018年荣获了“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团队”的荣誉称号。


    人才培养是高校的根本

    花梨先生:在工作中,和您打交道最多的就是学生,请问您在工作中是如何与学生沟通相处的呢?

    王燕:作为一名化学基础课程的老师,我和学生沟通交流最频繁、密集的时候无疑是实验课上。学生在实验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指导学生和学生沟通的过程中,我感到非常快乐,因为我可以从学生身上学习到各种各样有趣的、新鲜的事情。

    一个年代的孩子身上都会有明显的时代性格特征。80、90年代读大学的孩子,都非常听话,求知欲很强,你只要告诉他们怎么做,他们就会服从指示去做。现在的孩子,性格都很独立,我们在指导他们的时候,要以他们认同的方式来沟通和讲解,要有能吸引他们的“点”,得到他们的认可,他们才会去接受这些知识和信息。这也让我明白,对待任何学生,都要因材施教,根据学生不同的性格特点、行为方式来开展具体的教学工作。

    作为老师,我会尽力地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源和学术机会。在本科一二年级的教学过程中,除了课堂上教授的专业知识外,我们还会有意识地给学生提供一些课题组近况、学术讲座、化学竞赛、创新活动、联合培养等相关学术信息和学习资源,给他们具体形象的努力目标,鼓励和支持学生在学好课堂知识的同时,多拓展自己的学术外延。如此一来,对于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同学,可以促使他们尽早地明确自己的学术方向。

    花梨先生:您在上海生活了几十年,城市发展日新月异,您能否和我们谈谈您所感知到的上海变化,以及改革开放在上海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王燕:我在上海生活了几十年,是老上海人了。上海的变化举世瞩目,浦东的开发、自贸区的发展等,使上海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作为上海市民,我更关注市民生活的吃穿住行、生活保障等方面。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的日常生活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从上海的弄堂里走进了有电梯的住宅小区,从吃穿用都定量供应的计划经济走进了物资丰富、网上购物送上家门的市场经济,从每天挤着极其拥堵的公交车上班到现在可以乘地铁、出租车、自驾等多种便捷交通工具上班,丰富的物质生活和多彩的娱乐生活带给我们生活的满足感,社会状态、百姓的体貌特征也都不一样了。但另一方面,社会环境变得复杂多变,有时候,我还是会留恋过去年代的简单快乐。

    花梨先生:王老师,请问您对华理的下一个十年有着怎样的期待?

    王燕:再过几年,我就到了退休的年龄,没有机会和学校再走一个十年了。作为一名华理人,我希望华理变得越来越好,收获更多的成绩。人才培养是高校的根本,希望学校能够通过各种类型的培养方式,为学生创造更好的条件,为学生发展提供各种层次、不同类型的平台,满足学生全方位、多样化的发展需求,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我也希望华理的学术成就能够更上一层楼,希望以后的华理人能像老一代学者一样,甚至比老一代学者做得更好,踏踏实实、实实在在的把学术做好,提高我们华理在国内外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


    王燕老师个人简介

    王燕,女,1961年1月出生于上海,1979年考入华东化工学院化学制药专业,1983年7月毕业以后留校任教,1990年任讲师,2000年任副教授,2004年起任化学实验教学中心副主任。任教期间数次参与化学教学课程改革及精品课程建设工作;2007年,参与到奉贤校区化学实验室的建设工作,为化学实验教学中心的搬迁和重建工作作出了贡献,与其他工作者一起获得“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团队”的荣誉称号。


发布日期:2019年02月18日10时3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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