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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修身律己,一朝海外归来

【改革开放再出发】改革开放四十年:华理与1978年——访谈龚学庆老师

  稿件来源: 人事处(党委教师工作部)  |   作者:何清  |  摄影:龚学庆  |  编辑:宇澄  |  访问量:46720

1978年出生的龚学庆老师,乘着改革开放的“知识列车”,从安徽走到上海,从英国走到美国,求学路上修身律己,一朝海外归来服务国家科研事业。他曾是华理最年轻的教授,也一直是学生口中的“暖男”,更是求真求实的科研工作者。


学习和娱乐间的跷跷板

花梨先生:龚教授,您好!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访谈。您生于1978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成长,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中小学的学习经历?请问当时的学习生活和现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龚学庆:我是安徽合肥人,生于1978年,今年刚好四十岁,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成长,可以说是幸运的一代。在我的记忆里,儿时读书的时光是美好快乐的。小学的时候,我在我们家门口的小学读书,因为父母上班较忙,每天都是我自己步行十几分钟上下学。每天的必经之路是要穿过一个菜市场,走过两条马路街道,路过一些住宅区,在这个时间段,我可以看到许多课本以外的生活现象——菜市场里鸡鸭鹅的叫声、沿街商贩的吆喝声、十字路口交警指挥交通的繁忙身影、小区里大爷大妈楼下乘凉的身影等等,都是非常生活化的场景,但让我从小就对社会生活有了很深的直观感受,提高了我对具体生活现象的认知能力,这是我小学读书阶段最难忘的生活体验。

我小学的读书成绩还可以,但是刚开始的自控能力比较差,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经常不做作业,第二天抄其他同学的作业,还模仿家长的笔迹在试卷上签字,是一个不让父母省心的孩子。那时候放学比较早,父母都没有下班,家里就我一个人,我比较贪玩,经常去家门口的游戏厅玩小游戏。有一次因为玩得入迷,忘记了时间,正好我爸下班经过游戏厅,他不经意地抬头,就和我四目相对了,回到家,我免不了挨一顿臭骂。事情虽小,但让我逐步学会了适度地掌控自己的游戏时间,不能过于沉溺,要学会自控和合理安排时间。到了五年级左右,用我爸的话形容就是“慢慢开窍了”,当时的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智商还可以。我的数学成绩一直比较好,在班上总能排到前5名。课上,老师经常会提一些难度较大的应用题让大家抢答,我们现在称之为“口奥”,基本上是一张卷子中最难的几道题。老师一报完题目,我不需要打草稿,就知道答案是什么了,反应速度很快。现在回过头想,当时大人口中的“开窍”,大概是指我的自主学习意识显著提高了。我能够自己把事情琢磨透,尽力把事情做好,考得好成绩,获得一定的赞美、荣誉、他人的欣赏,甚至是同龄异性之间的倾慕,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开窍”。

到了初中,我的成绩波动很大。期中考试的时候,班级里50多个学生,我的成绩有时会滑落到30多名,我爸就会把我骂一顿。然后,我就开始总结自己哪里没考好,哪一科玩的时间多了,哪一科知识点没搞清楚等等,对自己进行一个较为准确的分析之后,就会有针对性地学习。往往期末考试时就能把成绩追上来,排到班里12名左右,但当时的我很清楚,前几名同学的成绩我是永远赶不上的。班上第1名的同学,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家里房子太小,没办法给他提供一个相对安静的学习环境,他爸就把我们学校门口保安室旁边的一间屋子借了下来,让他一个人住在里面安心学习。我去参观过一次,他的屋子里面堆满了书和保健品,非常拼命地学习。正如那句话所说,“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是,比你聪明的人还比你努力。”所以,在我当时的目标里,不和聪明又努力的同学PK。

总的来说,读书阶段,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不要把自己搞得太累,成绩说得过去即可。有的同学作业上遇到难题时,还会来问我。我觉得这种状态刚刚好,压力不大,又有适当的成就感,期末考试成绩还可以,父母满意,春节、寒暑假时大家都轻松,挺好的。现在想来,成绩波动的现象可能是我在学习和娱乐之间寻找平衡的一个过程,即逐步提高自己合理分布时间的能力。到了初三,临近中考,我心里估算了一下,以自己的学习状态和水平,考安徽省最好的省重点“合肥一中”,太有难度。但考另外一所省重点“合肥六中”,还是有希望的,而且合肥六中离我家非常近,步行10分钟就到了,因此,我把中考目标定在了合肥六中。这么多年了,我都记得很清楚,那年中考我的分数是471分,六中分数线是464分,一中分数线是481分,我刚好卡在中间,可见对自己的定位非常准确。

学习之外,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和成长。记得小学四年级时,到了寒暑假,父母都去上班了,家里就我一个人,无非是看看电视,但那时候的电视节目很少。等到再长大一些,父母开始给我零花钱,我就会去租录像带回家放。大家都知道,上世纪80、90年代是港产片的高产时代,周星驰、成龙、李小龙等影视人物在大陆比较受欢迎,“四大天王”、黑豹乐队、唐朝乐队等歌星也非常流行,经典的电影、音乐作品出来一两天就立刻风靡全国。那一时期,我哥恰好在珠海,他带回了当时内地还不是很常见的随身听。课余时间,我就会自己省钱买磁带听。此外,我们家都是体育赛事迷,当时的世界杯、亚运会、各种锦标赛等,我都是一场不落地坐在电视跟前看完的。可以说,学习之余,我的精神文化生活丰富至极,不光是我一个人,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我想精神生活都是充盈的。

到了高中,我的成绩基本稳定在班级前5名。可能有几个原因:首先,学校离家很近,父母随时都可以看得到,我没办法瞎玩;其次,高中以后,数学、物理这些学科的难度明显提高了,男生在逻辑思维上的优势得以显现;再者,男生在体力上也有优势,能够更长时间地集中注意力,特别是高考冲刺阶段,我们几乎是凌晨3点钟睡觉,早上6点钟起床。高三的时候,我们班的第一名总是一位女生,她一直保持着遥遥领先的位置。到了下学期,快要高考的时候,她的成绩开始走下坡路,然而,高考成绩出来后,她还是我们班的第一名,出乎我们的意料。我记得她查高考成绩的时候,紧张得不行。那时候,我们都还是电话查成绩,她紧张得如何拨打电话都不知道了。结果是我帮她查的分数——636分,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由衷地佩服她。我的高考成绩和平常模拟考试相差无几,没有太大的波动,600分左右。


“我把自习室的板凳坐坏了”

花梨先生:龚老师,您的中小学成绩很优秀,请问您对化学专业一直很感兴趣吗?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选择化学作为自己的专业?请您和我们分享本科期间一些难忘的读书、生活经历。

龚学庆:我们从初中开始学习化学,中考时,物理、化学是一张综合考卷,我的物理扣了2分,化学满分。高考的时候,我的化学成绩考得不是特别好,当时的我还没有摸清化学的学习技巧。其实,在初中、高中乃至大学的学习阶段,化学的学习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记知识点,可我一直把它当作纯理科看待,用逻辑思维去理解,学习效果并不是很好。所以,坦白地讲,不管是初中还是高中,我对化学的学习兴趣都不是很浓,后来之所以能够到上海交通大学读书,并以化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实际上是博弈的结果。

1996年,我参加高考,刚刚已经提到,高考成绩是600分左右,分数不是很高。之所以报考交大,是因为我哥的本科同学在交大读研究生,他觉得交大的上升势头不错,上一年的录取分数线是550分左右,我的成绩上交大应该绰绰有余,甚至还可以选择一些比较热门的专业,在他的推荐下,我报了交大。然而,当年的实际情况是,我的分数和交大在安徽省的录取线相差无几。录取分数线比往年足足高出了50分,为什么呢?1996年5月,交大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百年校庆,一下子就把名气打响了,大家都纷纷报考,报考的人多了,分数线自然也就高了。在选专业的时候,结合1995年的录取分数,我的第一志愿报的是“信息与控制专业”,是交大的强势专业,第二志愿才报了化学,当时叫“应用化学系”。1998年,交大合并了上海市化工研究院,成立了化学化工学院,我们应用化学系就隶属于化学化工学院。化学专业并不符合我心中最理想的期望,但我也并没有觉得非如何不可。我想着,顺其自然地走下去,未免是一件坏事。

当时,交大的化学专业招生规模很小,一年招4个班,2个高分子班,1个精细化工班,1个电化学班,总共招收80多人,我们精细化工班才20个人左右。本科的时候,我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模范生,但一开始并不是如此。刚进入大学的时候,我以为上了大学就不需要很努力地念书了,大一上学期经常参加文体活动,和同学们一起看看电影、打球。哪知道,第一次期中考试,我的《高等代数》只考了44分,打击不小。当时的我以为学高数就和初高中学数学的方法一样,听听课、做做题目就足矣,老师讲课我能听懂,课后习题也能做对,但一到考试就不行了。当时我哥也在上海,他帮我分析了一下,觉得还是我的做题量不够。于是,他去交大本部边上的书店,给我买了一本高数习题集,之后,我便开始疯狂刷题。到期末考试的时候,我预估自己能够考80分以上,结果考了88分,终于把高数成绩补救回来。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刷高数习题占用的学习时间太多,另一门需要记忆的课程——《中国革命史》,挂科了。这是一门必修课,可以补考,但大四就不能直接保研了,对我自己后续的发展影响挺大。经过一次挂科,我明白了,大学阶段的学习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轻松。身边的同学都是踏过千军万马,通过独木桥才来到这里,个个都是学习的高手,要想在水平相当的同学中名列前茅,按照我的资质,只能不断地努力学习。

和中学时期的学习状态一样,一周7天时间,只要没有课,我肯定待在自习室,只在周五晚上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的校区在闵行区东川路,那时候,闵行还是“闵大荒”,没有地铁5号线,公交车都很少,也没有网吧,电脑都很少见。大约到了大三的时候,一个寝室里可能会有一个同学买了电脑,还不能联网。所以,周五晚上的娱乐,无非是借个碟片来看,学校放电影的话,就看场电影,或是躺在床上纯粹地听听歌。我们精细化工班学风比较好,同学们的作息时间大同小异。有时候,我不禁在想,这么拼命地学习是为何?那些平时看起来学习并不是很用功的同学,他们的成绩只比我低一两名而已。

大家的学习热情很高,导致我们需要抢自习室的座位。我经常会在挑一个环境好,人不多、课也不多的教室,在固定的位置上学习,在那个位置上,我一直坐到大三。最后一年,那个位置上的折叠椅子因日日磨损,板凳的轴松了,我一起身,板凳的板子就掉了下来。因为经常泡在自习室,对其他学院优秀的学长、学姐也比较熟悉。毕业典礼上,每每看到台上发言的学长、学姐,我总会想到,他们常在的自习室和常坐的位置(编者注:那时交大的毕业典礼,要求全体在校师生一并参加)。在许多学习交流分享会上,那些分享自己学习心得、就业经验的学长、学姐,往往是在自习室出现频率很高的学生。可以说,交大的整体学风非常好,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坚持刻苦学习,一直到大四毕业。


巨人海岸离我既近又远

花梨先生:您的学霸生活真的让我们钦佩不已,2000年,您大学毕业,进入了新世纪。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程度日益加深,让更多中国学生能有机会出国读书,您在2001年开始了长达6年的国外求学生活,请您和我们讲讲其中的一二故事。

龚学庆:2000年6月,我顺利从交大毕业。但因为之前有挂科记录,后来的成绩即使很好,也不能参加保研,很遗憾。即使如此,毕业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过要去找工作。2000年前后,正是互联网经济第一轮兴起的时候,当时交大毕业的学生,不管是什么专业、什么学历,在上海的就业市场上非常抢手。就业季时,辅导员给我们打气,讲了一个故事:上海某高校开大型招聘会,交大师生坐着大巴车参加招聘,结果路上堵车,到会场的时候有点晚了,每个柜台前已经围满了学生。结果,交大的老师大喊一声说:“交大的学生来了!”各个柜台负责招聘的工作人员就说:“交大的学生来了,同学们让一让,让一让!”当时留在上海工作的同学,几乎都进了大企业,公司名字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至于我自己,家人都劝我考研,尤其是我哥,他比我大十岁,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他常以过来人的身份,教给我很多有用的经验和方法。毕业前,因为不能保研,我也没有准备考研,就打算出国,在学校的时候就自学英语,考了托福和GRE,但成绩不是特别理想。大四毕业以后,我只能收拾行李回安徽。回到家我也没有找工作,而是报了新东方英语课程,准备了4个月的英语考试。年底的时候,我把托福和GRE都重新考了一遍,终于取得很高的成绩。在选择出国地区时,我的第一选择是美国。但是,2000年,美国经历了“911”事件,此后想拿到美国的签证难度很大,况且美国排名前50的学校,只有拿到全奖才能进去,简直上难上加难。一直到2001年6、7月份,我还在家里呆着,申请学校的结果也不理想,心想可能又要在家混一年了。

这时候,我本科论文的指导老师黄德音老师,把我引荐给他在华东理工大学工作时带过的学生。这位学生自英国剑桥大学博士毕业后,留在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做讲师,他就是我随后在英国读博士时的导师——胡培君老师。当年,胡老师回国休假,黄老师牵线后,我就和胡老师聊了聊,就这样,我确定去英国跟随胡老师读博士。后来我问黄老师,怎么知道我想出国呢?他说,我那时做毕业论文时,在实验室里早出晚归,他觉得我很勤奋,对我印象深刻,又看到我总是拿着一台收音机听英语,他就肯定我有出国的打算。

去英国读书,我的科研方向是计算化学。简单来说,就是在电脑里面用程序去模拟材料间的反应过程,以及材料表面的吸附、迁移等化学过程。英国的硕士仅一年学制,时间很短,大家基本上本科毕业过去就直接读博士,比较节省时间。英国的博士时间也很短,只有三年时间,博士期间没有课程,不需要修学分,但会有讲座,需要完成一些报告。在英国读书的状态和我的大学生活基本上一样,生活简单而有规律。每天早出晚归,在实验室里面泡着,晚上十一点多回到住所休息,空闲的时候就去学校的健身房跑跑步‍。读博期间,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出去玩,为数不多的出去机会是参加学术会议,一次是伯明翰,一次是利物浦。北爱尔兰有个很著名的旅游景点叫“巨人海岸”,读书期间,我一次都没去过,直到去年参加学术会议,我才第一次去。因为比较用功,我的博士课题用了2年出头的时间就做完了。在博士最后的大半年里,我基本是在申请美国的博士后。

因为一直待在学校里,与其他英国人接触不多,在我的印象里,英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一直非常友好。2000年前后,在英国读书的中国人不是很多,可以看得出,他们对中国的各方面都了解不深。在当时的BBC新闻里,看不到任何有关中国发展的消息,也看不到和中国相关的其他报道。有一次,BBC的节目讲了一群英国退休老太太跟着旅游团到中国玩,他们去了长城。我心想,挺好的,可以有机会欣赏一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但是看完之后,我受到很大的冲击。摄影师的拍摄视角一律是45度朝下,一昧地关注英国老太太们在中国买的特色的旅游鞋——塑料凉鞋。在整个播放画面中,观众无法欣赏到八达岭长城蜿蜒壮阔的波浪型城墙,只能看到这群老太太穿着塑料凉鞋,在土堆上面走来走去,仅此而已。所以,当时中国给英国民众的刻板印象,可能还是与世界发展脱轨的状态。在BBC的很多纪录片里,一旦涉及中国有关的主题,必定是讲述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故事,如清朝灭亡、抗日战争、文化大革命等历史,虽是客观记录,不做任何主观评价,但在选取题材和角度时,已经带上创作者的评判了。

申请美国博士后的情况,与本科毕业时的申请结果完全相反,经过两年多的沉淀,容易许多。第一轮,我投递出去20多封申请信,中午发信,晚上offer就来了。就这样,我先后申请30多所学校,最后收到14个offer,选择了爱因斯坦待过的普林斯顿大学。

2004年,我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方向仍是利用计算机模拟进行多相催化反应和催化剂研究。普林斯顿大学和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一样,都在小城镇上,校区不大,位置好,交通方便。唯一不同的是,因为住的地方距离学校有一段乡间小路,晚上时常有鹿、狼、熊等动物出没,去了半年,我就买了一辆马力很大的汽车,方便出行。其他方面,还是和之前一样,踏实学习,生活规律。


“我是坚决要回国的”

花梨先生:自2001年出国,您在国外待了多年,有没有想过要留在国外发展?最后,是什么样的契机促使您来到华东理工大学任教?

龚学庆:我完全没有想过要留在国外生活,我在国外读书的这几年,一直待在中小城市读书生活,在生活质量上和国内没有本质区别,并没有感觉“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甚至2000年以后,国内物质文化迅速繁荣,国外不一定比国内好,甚至有时觉得在国外有些不方便,所以我是坚决要回国的。

2000年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程度的加深,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和80年代刚走出去的那一批留学生不同,我们在国外的读书生活相较国内,差距已经不大了。关于这一点,胡培君老师给我们讲了他在80年代出去留学的经历。1987年,他刚到英国剑桥读书的时候,英国有一家百货公司叫做ARGOS,这家商场不设展柜,只将所有商品印在一本2000多页的册子里,供客人挑选。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琳琅满目的商品,胡老师感到十分震撼,要知道,他们刚刚经历过计划经济,突然看到西方市场经济的这么多商品,对比和冲击十分强烈。我们家有一个亲戚,80年代去澳大利亚访学,当时他帮当地人修剪院子里的草坪,修剪一次草坪的工钱抵得上他在国内一个月的工资,可见差距非常大。我们出去的时候,已经没有这种强烈对比了,特别是从美国读完博士后,已经是2007年了,国内的发展更上了一个台阶。如今,我们便利的网上购物、快捷的物流、四通八达的高铁、高端大气的人工智能,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回国,乃至国外优秀的人才来中国发展。

能够来到华东理工大学任教,是一种“机缘”。这离不开我的博士生导师胡老师的大力推荐。2007年,华东理工大学在化学催化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是卢冠忠老师。卢老师认为理论计算对工业催化研究很有帮助,于是他邀请胡老师来华理担任客座教授。客座教授有时间要求,卢老师希望有一位全职教师来担当,胡老师就向他推荐了我。那时候,上海还没有任何人才引进计划,多亏卢冠忠老师的鼎立推荐,为我争取到了教授职称,所以我一进学校,就是教授职称。2007年6月,我从美国回来,顺利办理入职、落户等一系列事宜。2008年6月,评上了博导。


学生不是特种兵

花梨先生:您评上教授和博导时,才30岁左右,是当时华理最年轻的教授、博导之一,您的学生亲切地称您为“暖男”“绅士”,请问您在教育和培养学生时,有哪些理念和心得?

龚学庆:进入学校至今,我带了二十几位硕士生,十多位博士生。每个导师都有自己教育学生的风格,我个人在学生阶段属于自觉型学生,所以我认为现在的年轻人也应该自觉学习,我不太愿意给学生设定严格的管理制度。我不希望在老师的高压下,把每个学生变成特种兵,学生的发展应该是自由的,应该是从懵懂发展到自我提升的过程。有一个博士生在毕业感言中写道,“初初来到龚老师的课题组,还处于一种懵懵懂懂的状态,感觉自己和周围人没有太大区别,有时候也会害羞,也会迷失方向,但经过几年的博士学习,通过发文章、做报告、和国内外同行交流,渐渐做出一些让自己满意的成果来。”他从博士生训练中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满足感、成就感和提升感,并自我感觉良好,这才是我希望我的学生努力奋斗的真正动因。

2008年,我开始给本科生上课,当时上的是《结构化学》,是一门比较难的专业课。当自己由学生身份转换为老师身份,才能深刻感受到学生时期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非常重要。尽管《化学结构》这门课比较难,但优秀的学生依旧能够通过自己课下的努力,弥补不足,取得很高的分数。

花梨先生:2010年您入选上海市“东方学者”特聘教授,2015年获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2017年入选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从事材料化学研究数年,您已取得累累硕果,请您谈谈对华理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有哪些期待和展望?

龚学庆:从学校发展的长远来看,引进急缺人才是最便捷的发展途径。如果已有人才中是学校急需的,那学校应该给这些青年才俊多提供好的发展平台,让年轻教师少一些后顾之忧,多一些科研成果。此外,学校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优势学科和研究方向,要依托好已经形成的学科特色,将自己的优势学科做大做强,主动了解和紧跟最新科研潮流,积极引进国际知名专家的学生,培养新的学术增长点,甚至引领世界潮流。旧有技术可能可以帮助你一直维持在某一个领域的霸主地位,但如果一直没有新的增长点,当老的行业弱化甚至消失了之后,霸主地位将不复存在。作为学校发展建设的一份子,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将努力配合学校的政策落实,希望能把学校的“双一流建设”做到更高、更好、更强。

发布日期:2018年12月12日19时3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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