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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见卓识的“新药”开拓者

【改革开放再出发】改革开放四十年:华理与1978年——访谈李剑老师

  稿件来源: 人事处(党委教师工作部)  |   作者:何清  |  摄影:何清  |  编辑:亦枫  |  访问量:28679

    生于1978年的李剑老师,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长大,翩翩少年走出家乡,在摩登申城成为远见卓识的“新药”开拓者。济世良药治病救人,然而,新药不易得,“十年一剑”难成,胸怀家国情怀,服务健康中国战略,李剑老师一直在路上。


青年选择:穿草鞋还是皮鞋?

    花梨先生:李老师,您出生于1978年,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长大,改革开放的前15年(1978-1993年)正好是您求学的中小学阶段,想必和现在的中小学教育已经天差地别,请您和我们分享其中一两个有趣的成长故事。

    李剑:我祖籍在河南南阳,出生于湖北洪湖。上大学之前,我从未离开过洪湖,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在洪湖市度过。我五岁就读小学一年级,读的是民办小学,一个年级就一个班,一个班里只有十来个孩子。那个民办小学里只有两个年级。二年级以后,我转到镇上的小学读书。从村小转到镇小时,老师认为我太小,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让我重读二年级,相当于我读了两年二年级,小学一共读了六年。实际上,那时候的小学学习相当于“托管”,父母把我放在学校,老师们帮忙“看管”。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小学教室就像如今电影里播放的偏远“农村课堂”一样破旧,教室里摆满了老旧的长板凳,好几个孩子挤在一条长板凳上排排坐。

    我的初中也是在镇上读的。初中临近毕业时,乡镇的初中生都以考上洪湖市第一中学为目标。那时,中学生升大学的比例不算高,本科、专科全部加起来不到50%,但相较于过去已经提高很多了。结果,初三的时候我没有考上,复读了一年。

    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开窍”,上高中以后,才开始有主动学习的意识。我们镇上,能考上大学的孩子非常少,每年不超过十个人。当时的班主任会经常跟我们说,“你考上了大学以后就可以穿皮鞋,要不然你就只能穿草鞋。”因此,自己有一个朴素的愿望,父母也是这么教育我们的——无论如何都要考上大学,才能过上“穿皮鞋”的好生活。

    花梨先生:我们了解到您本科求学于沈阳药科大学的化学制药专业,请问这个专业是您主动选择的吗?

    李剑:1996年,我高三毕业,开始填报高考志愿。当时经济学比较热门,所以我的高考志愿全都是经济类专业,那时不愿意离开家乡,所以填的都是武汉的学校。然而,我的分数不够,只超过一本线几分,就被调剂到沈阳药科大学化学制药专业。

    90年代,通讯还不是很发达,花了很长时间录取通知书才寄到我家。我还特地翻看“大学名录”查阅了这个学校,核实真实性,以防是个“骗子学校”,但一拿到录取通知书,我的疑虑和担忧就全都打消了。我们国家现在只有3所专业性的药科大学——沈阳药科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广东药科大学,沈阳药科大学是其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学校。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设计得特别精美,像明信片一般,上面的校徽也做得格外精致,是嵌上去的铜制校徽,一看就不是“骗子学校”,后来多方了解,感觉学校蛮好的。我当时想法也简单,既然学校不错,药学专业将来的就业也挺好,那就安心地去吧。

    上大学以前,我没有坐过火车,没有出过省,出过最远的门是从镇上坐几个小时的汽车到武汉市。要去沈阳读大学了,我和家人先坐汽车到武汉,在武汉准备乘坐火车到北京。当时的火车票很紧张,在武汉接连好几天都买不着票,停留好几天后才出发去北京,从北京再坐火车去沈阳,折腾了好久才成功抵达。那时不像现在都是高铁动车,火车都是“绿皮车”,我们坐得很辛苦。刚到东北的时候,还不到9月,气候很舒适。学校很人性化,专门在车站迎接我们,还安排学生家属到学校招待所免费居住,觉得非常温暖。

    大学大概读了两年后,沈阳才开始有直达火车到武汉,即京广线,不过也是绿皮车。我大学班级有29个同学,正好来自全国29个省,寒暑假回家的时候,我们结伴从沈阳一路向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的同学全都是坐这一趟车。海南的同学,需要从沈阳坐60多个小时到海安,从海安还得搭一晚的火车才能到海口。那时,我们都买不起硬卧,只能买硬座,从沈阳到武汉需要44小时,但和同学们在一起,大家一路有说有笑,也就不觉得多么辛苦了。

    花梨先生:1996年起,您正式开始在沈阳药科大学的化学制药专业学习,请问您当时的学习生活如何?2000年,您本科毕业,请问您当时是否考虑过直接就业?又是什么促使您选择继续读研究生呢?

    李剑:上了大学后,求学之路变得更加漫长。寒暑假还好,一到开学季,我都要一个人从湖北到沈阳,很多次买不到硬座,只能在火车上站40多个小时,想办法熬过那漫长的两天,有时坐在自己的行李包上,有时铺几张报纸垫坐在车厢间的地板上,有时则挤在火车厢的吸烟区,闻着浓烈的烟味一路到学校。每次在火车上难受的时候,我都会想,“上趟学这么不容易,一定要好好学习,对得起自己和父母。”沈阳药科大学是一个比较低调、朴实的学校,我们大部分人都把心思扑在学习上,日复一日,本科生活很快就结束了。

    2000年前后,国家的医药行业突然“火”了起来,很多人本科毕业就直接就业了。那时,当“医药代表”非常赚钱,很多同学毕业后就去做“医药代表”,有些同学则选择到企业上班,出路都很好。我当时的想法很单纯,觉得研究生学历可能更容易就业。我本科学习比较刻苦,成绩也不错,就拿到了保送名额。保送过程真可谓是“有惊无险”。那时,沈阳药科大学的保研比例很低,大约只有7‰,在专业成绩上,我的排名不是第一,但我的英语成绩相对好一些,是班级前3名同学中唯一一位通过大学英语6级考试的,这才能保送本校研究生。那个年代,我们学习英语的条件很差,学的都是“哑巴英语”,英语想过6级不容易。

    说到保研,有一个小故事。我的硕士导师是学校的一位老教授,我是他的最后一届学生。巧的是,导师团队里有位工程师,她正是当年沈阳药科大学派去湖北招生的老师,对我还有印象,和我聊天时就提到,“你不就是湖北调剂过来的学生吗?”我万万没想到,当时高考将我招生进入沈药的老师,会是同一个团队里的老师,冥冥之中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缘分。


越走越宽阔的科研之路

    花梨先生:2003年,您从沈阳药科大学硕士毕业,之后在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学术之路道阻且长,请问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毅然坚持学术之路?

    李剑:和现在的大多数毕业生一样,当时的我也面临着抉择,是就业?出国?还是继续读博?我先联系了国外的老师,可惜没有结果。那时,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生活,考虑到离家距离远近,我找了武汉市药检所的工作,但这时还有考博的机会。既然如此,那就试一试,考上了就去读博,没考上就回武汉工作,两种结果都可以接受。

    后来,我真的考上了,就在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开始了3年的博士生涯。读博后,我开始在上海和武汉之间两头跑,周六从上海回武汉,周日返程回上海,一个月来回一趟。到现在我都清楚地记得来回上海和武汉的那趟火车的时间表:周五晚上9点多开,周六早上7点多到,周日又是晚上9点多开,周一早上7点多到。

    相比实验室的其他同学,我没有那么多游玩娱乐的欲望,博士期间几乎天天泡在实验室,做了很多工作,很少休息。那时,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在张江高科技园区,整片园区刚刚建成,四处都还是荒地,在那儿骑自行车都不需要看红绿灯,因为根本没有什么人。虽然地方“荒凉”,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环境,让我们能静下心来做科研。学校的奉贤校区也是如此,环境安静,对学生做研究是好事。

    博士毕业后,我本来打算回武汉高校工作。机缘巧合的是,2005年,华理成立了药学院,我的博士导师蒋华良教授担任药学院的首届院长。当时,他问我愿不愿意来华理药学院工作。我跟家人商量后,觉得留在上海对未来发展比较好,于是顺其自然地来到了华理。我毕业那会儿,时间非常赶,上午博士答辩结束,下午就来药学院实验11楼报到。当时学院的陆兵书记和徐玉芳副院长领着我逛了一圈实验11楼,向大家介绍我,我就这样直接开始了工作。

    来华理工作后,我马上租住了化工一四村的房子。房子条件很差,四面墙壁都因年代久远而爬满了霉斑。因为墙壁实在破烂,我还花了500块粉刷了墙。我来药学院工作,作为蒋老师的助手,学院照顾我,分配了2小间实验室,条件比较简陋,当时,我还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就在实验室里摆了一张桌子,每天自己做实验,和读博期间的工作没有什么区别,只是身份不同罢了。也有人问我,“为什么要选择在华理药学院这新成立的学院工作呢?去有积累的其他高校药学院工作不是更好吗?”我自己明白,看待问题不能只是看重眼前的情况,更要注重它的发展前景,这也是我多年来的处事态度。更重要的是,我信任我的导师,也信任他给我的规划。

    蒋老师十分支持我,在我的成长道路上给了我很多帮助。名义上,我是他的助手,实际上让我有充分的发展空间,让我一个应届毕业的“土博士”行使课题组长的权力,管理所有的项目经费,让我得到很好的锻炼。蒋老师还专门写了委托书给学校财务处,表明我可以全权支配他的经费,这份委托书我保留至今。蒋老师做事非常认真,从他手书的字上就可以看出他对科学恭谨认真的态度。同时,蒋老师是一个随性的人。对于学生,他喜欢“放权”,不希望学生天天和他请示每天的实验任务,只希望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多尝试、多创新。

    做了3个月的讲师后,我就被破格评上了副教授。第二年,在蒋老师等学院领导的支持下,我有幸成为“863”计划重点项目的课题负责人。一个刚毕业没多久的博士生就做国家级重点课题的负责人,这是非常少见的。但事实证明,在这样的条件下,我成长得很快。我有经费,又有绝对的自主权,再加上我乐于团队合作,和校内外的课题组展开了广泛合作,因此,成果出得很快。2011年,我就评上了教授。评上教授的第二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开始实施“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我又幸运地成为了第一届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回顾过往经历,没有我的导师,就没有我的快速成长,所以我一直非常感恩我的导师。

    花梨先生:我们了解到,2011年起,您将研究方向聚焦于“老药二次研发”,请问您为何会选择这一科研方向呢?请问您的长期科研目标又是什么?

    李剑:开始工作后,我就给自己定下了长期目标——研发出几个新药。新药研发特别难,研发周期至少要10年以上。建国以来,我们国家研发出来的1类化学新药一共才20几个,而且大部分是由制药企业研发出来的,学术机构研发出来的新药成果屈指可数。这是为什么呢?一是研发周期很长,二是需要大量的资金。要研发新药,首先要设计,找到一个苗头药物分子,再对它进行多个循环的结构优化合成;合成之后需进行体内外的药效学和成药性评价,药效和成药性皆佳后才能成为候选药物;成为候选药物后需要进行符合临床申报的规范的安全和代谢等评估,一切符合标准后,送到国家药监局申报临床批件;拿到国家药监局的临床批件后才能在人体上做临床实验;三期临床实验结束后,就可以向国家药监局申报上市。“临床前研究—临床批件—临床研究—新药证书—上市生产批文—投入生产销售”,这一流程至少需要10年时间。因此,研制新药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经费,“十年磨一剑”都不足以形容。

    目前,我们一直在朝着“研发新药”的方向努力,但我们希望能够找到省钱省时的策略,所以考虑到用“老药”来研发“新药”,可以提高成功率。同时,我们希望能够和国内有实力的、知名的制药企业建立稳定、深入的合作,以联合建立研究所或研究中心的形式,让企业定期支持我们开发新药。如此一来,既有经费支持研发,又有企业接盘转化,一举多得。

    花梨先生:改革开放对我们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出国求学和对外交流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我们了解到您在2009年暑期曾赴美国新墨西哥大学进行短期访问研究,请问华理和新墨西哥大学在学术氛围上有怎样的区别?

    李剑:那是我第一次出国访问,也是我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访学经历。当时是为了课题合作去的,大概历时3个月。我感触最深的是,新墨西哥大学实验室的硬件条件确实比国内好,实验室很宽敞,有先进的公共仪器设备供学生自由地使用,大大提高了实验效率。相比之下,国内的实验室仪器设备“供不应求”,在管理制度上也有待完善。


希望我的学生都能超越我

    花梨先生:作为导师,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请问您有哪些心得呢?您对自己的研究生又有怎样的期待呢?

    李剑:根据我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多年培养学生的体会,我认为一个优秀的学生,或者说一个未来的科学家需要拥有三种能力。第一点是超强抗压能力,做科研是一件不断挑战极限的工作,充满了变数,然而成功者寥寥,如同申请人才计划,100个教授过五关斩六将,最终只有几位可以脱颖而出,这是勇者的游戏呀!如果一个人碰到小小困难就退缩,就丧失信心,那么我认为ta不适合当科学家。第二点是一定要有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写作能力和表达能力,其次是推理能力,即从已知的事物推断出未知的事物的能力。第三点是勤奋,没有勤奋,科研的路很难走得长远。所以,我常说,一个学生如果能够同时具备这三点特质,他绝对是一个科研的“好苗子”。事实上,学生能够具备以上两点就已经十分突出,如果同时具备三点,ta一定非常优秀。

    受导师的影响,我在培养学生的时候,也会让学生拥有充分的学术自主权,希望他们越早成长越好。当然,不同的导师有不同的指导风格,有的导师喜欢管得多,希望学生按部就班。但我经常跟学生说,“希望你们比我成长得更快、更好,如果你们都不能超越我的话,那我们课题组就传承不下去了。”

    按照我目前的培养速度,等到我65岁退休时,我估计能为国家培养200名左右的研究生。如果其中能有10%到科研机构工作,相当于为国家培养了20名教授,那我就非常自豪了。对学生,我一直持开放的态度,不要求他们毕业以后都要从事科研工作,各行各业都有成功者,希望他们都能够按照自己的特长去发展。我有一个优秀的硕士毕业生便是这样,他毕业后回老家创业,创业成功后捐赠50万在华理药学院设立了学生奖学金。当然,在教学过程中,我也遇到过让我头疼的学生,这时,导师的心态一定要好,不同时代学生的特质不同,不要期望所有学生都达到我们的要求,不要过分地苛求学生。

    花梨先生:您一直很关注本科教育,请问您如何看待本科教育?

    李剑:我个人认为,目前国内高校本科教育的最大问题在于我们没有把一流的师资投入其中,许多资深教授不愿意给本科生上课,可能认为这耽误了他们做科研。我个人非常愿意当老师,也一直坚持给本科生授课。我刚来学校的时候,学院刚建,老师还不多,我需要上大量的课程,最多的时候一个人承担5门以上课程,学院老师增多以后,我才逐渐减少课程量。直至现在,我仍然讲授一门本科生专业核心课程。我非常享受教学的过程,在课堂上除了讲授专业知识外,还会穿插地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国内外行业发展动态和专业的职业前景来激励学生,希望越来越多学生能爱上药学。

    现在的学生自学能力很强,教师必须在课堂上注重归纳总结知识点,学生听下来才会觉得听课比自己看书的收获大,才会喜欢上课。他们相对而言比较以自我为中心,老师要摸准学生的心态,将心比心,了解他们希望听什么、学什么,不能固守以前的老方法,才能把课上得打动人心。想成为一位好老师不容易,我们身边的科学家很多,但并不是所有优秀学者都能成为教学名师。

    花梨先生:请问您认为新一代学生和你们那一辈学生有什么区别?

    李剑:新一代学生的思维、价值观和以前的我们都不一样了。在信息不对称的年代,我们很少受外界的干扰,每天可以专心求学。如今是一个信息密集、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学生知道的太多了,反而不能静下心来学习。所以,有时候我会告诉他们不要想太多,走一步算一步,想太多反而可能束缚住自己的手脚。


“双肩挑”的教育工作者

    花梨先生:您在学校任教已有12年,也是药学院的第一代老师,您见证了药学院的改革和发展,请问您如何看待药学院的发展?

    李剑:我们学校的药学院在理工科院校里起步相对较晚,但发展非常快,药学学科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被评为B+,这意味着我们在全国高校已经排在第12位。作为新学院里的新学科,能和华理许多老牌专业齐头并肩,取得一样的好成绩,可见药学院的发展多么迅速,实在来之不易。

    花梨先生:请问您觉得药学院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是什么原因?

    李剑:我们学院年轻,没有历史包袱,学校也给了药学院很大的支持,引进了一大批人才。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药学院的师资队伍很强大,目前有120多名教师,其中高端人才数量较多,占比约有1/5,全校一共5位老师入选国家“千人计划”,我们学院有2位;5至10位老师入选国家“青年千人”计划,我们也占了2个名额,除了“千人计划”的老师从海外引进,其他人才都是我们药学院本土成长起来的。由此可见,我们学院学术氛围好,人才成长迅速。

    花梨先生:您现任学科与专业发展规划处处长,请问您对药学院未来的发展有什么建议?

    李剑:我们药学院能有今天的发展实属不易,但想再往前进一步很困难。一个学科从底端往上升很快,但是上升到一定程度后,再往上升就很慢了。药学院的发展也面临着很多的瓶颈,首先,我们药学下属二级学科发展不均衡,缺少药物研发必要的平台支撑;其次,我们没有附属临床医院,缺少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做支撑。这件事情很难找到突破点,第一种方案,也是最省事的方法,可以找一个已有的医院,双方开展合作,但上海比较好的医院都已经被其他的学校抢占先机了;第二种方案,我们学校重新建一个民办医院,难上加难。现在身为学科与专业发展规划处处长,我一直很关注和思考药学院的后继发展,从长远来看,发展一个学科必须要有顶层规划,学科的发展最主要还是靠人,在引进人才方面,必须要先想好他的位置,要不然他进来后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无法融入到现有的学科发展中,等于白白浪费资源。

    花梨先生:您现在一边担任着行政职务,一边进行自己的科研项目,请问您如何保持二者的平衡呢?

    李剑:既然担任了行政职务,就是向组织作出了承诺,愿意把主要的时间投入到管理工作,为学校的发展规划贡献力量。我内心有一个愿望,希望学校将来能提升一流学科数量,早日成为“双一流”大学。同时,我也明白,不能丢下自己的业务工作,要想做到这一点,只能精确规划和分配时间。现在线上交流也比较方便,我经常和学生通过微信、电话联系,或者在晚上和周末见面,商讨课题和实验工作。

    花梨先生:您这十余年一直在上海工作和生活,能否和我们谈谈您所感知到的上海变化?另一方面,您觉得家乡的生活环境又有哪些大的变化呢?

    李剑:随着国家整体城镇化的推进,全国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的家乡如今也发展得不错。十多年来,上海变化巨大,人才聚集,高楼大厦一幢幢地盖起,城市圈也在不断地扩大。但令人担忧的是,上海这十多年来,科技投入、人才支持力度相对于广东等省份而言力度不够,吸引力有所下降。

    花梨先生:在您看来,您来校的这十余年内,华理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请问您对华理的下一个十年有什么样的期待?

    李剑:就我而言,华理这些年最大的变化是老师的工资收入不断地在提高,学校一直在致力于解决教师收入问题,基础设施建设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我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大学老师是生活得最体面的一个群体,他们能安心地教育人、培养人,这个国家就有希望。我希望未来十年,华理能够把握发展机遇,在学校的整体实力提升和学科规划的顶层设计上有所为,有所不为,把有限的资源规划好、利用好,早日成为“双一流”大学。




发布日期:2018年12月03日17时5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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